为明确责(ze)任，便于追责(ze)，以保证城墙砖质量，明朝廷规定各地烧制的城墙砖上按规定要刻印铭文。这个铭文主(zhu)要记载了城墙砖烧造的地名、年代、窑名以及各级主(zhu)管官(guan)员(yuan)、烧制工匠的姓氏等。这种城墙砖铭文，一般(ban)都是先将文字刻在“模(mo)子(zi)”上，然(ran)后把刻好(hao)的“模(mo)子(zi)”以及“戳印”压印在未干(gan)的砖坯(pi)侧面或者端面上，待砖坯(pi)晾干(gan)后入窑烧制而成，也有小(xiao)部分是用锐器直接刻划在砖面上的。

正(zheng)因为是这种“物勒工名”制度，所(suo)以南(nan)京(jing)城墙砖上留有了大量的铭文，从中不仅可以看(kan)出城砖制作年代、地址，还能看(kan)到(dao)监制官(guan)员(yuan)和工匠的名字。如果出现质量问题，要想追责(ze)，真是一目了然(ran)。

但是，由于南(nan)京(jing)城墙早(zao)期建设中，各项制度还不甚完善，城墙砖上的铭文也不完善，甚至直接导致了城墙砖的质量跟不上。早(zao)期烧造的城墙砖，其铭文记载的内容相应很简单(dan)，只有“某某府造”“某某县造”或是“某某县均工夫造”“洪武某年某月造”等字样，却没有明确记载相关责(ze)任人的姓名。显然(ran)责(ze)任不到(dao)位，进而就影响了城墙砖的质量。后来的事实也证明，这一时期烧制的城墙砖，有的表(biao)面有裂纹，形体弯曲(qu)不直；有的则与原土坯(pi)颜色相似质地松散。但是，城墙砖铭文中又没有详细记载责(ze)任人的名字，故朝廷也就无法去追责(ze)。

有了这个教训，为了进一步提高城墙砖的质量，朝廷采取(qu)相应措施：一是在城砖铭文中要明确刻记府、州、县提调官(guan)的职务、姓名、司吏和乡村里、甲长、窑匠、造砖制坯(pi)人夫的名字；二是加强监督(du)、验收，每批城墙砖送到(dao)时，都要组织严格验收。据记载，当时的验收由两个精强的军士相隔一定的距离，相向抱砖相击，城墙砖不脱皮(pi)、不破碎，且声(sheng)音清脆者为合格；否则为不合格，一律退回，并严格追究具体环节负责(ze)人的责(ze)任。这样一来，城墙砖的质量有了大幅(fu)度提高。

正(zheng)是有了这个规定，才有了这些城墙砖上的铭文，让今天(tian)的人们也认识了那(na)时的相关官(guan)员(yuan)与工匠，有一块被收藏的城墙砖上就刻着：“扬州府提调官(guan)同知竹祥、司吏陶旭泰；兴县提调官(guan)县丞王鼎、司吏吴亨；总甲叶春、甲首孙敏、小(xiao)甲蔡□；窑匠张正(zheng)四、造砖人夫施文二。”（注：上述(shu)标点符号为作者标注；另(ling)外(wai)，此处的□，包括下文的□，为缺失的文字）

这个刻字非常清晰，从扬州府提调官(guan)和司吏，到(dao)兴县提调官(guan)及司吏；再到(dao)乡村官(guan)员(yuan)，有总甲、甲首和小(xiao)甲；包括窑匠和造砖人夫，都刻得明明白白，如果追责(ze)的话谁也逃不掉。

而刘德華这块城墙砖上刻的全(quan)文是：“捴甲黄原亨、甲首刘德華、小(xiao)甲簡□□、窑匠晏文叁、造磚人夫刘德華”的字样，共有五级基层造砖责(ze)任人。刘德華一人担任两职，可见其能力非同一般(ban)。这里的甲首应该是村一级的负责(ze)人，造砖人夫则是直接参与烧制城墙砖工役的百姓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个刘德華为明初瑞州府上高县（今江西宜春上高县）人。

由于南(nan)京(jing)城及城墙工程量浩大，整个城墙的雉堞、女儿墙及自石头城向北经清凉门、定淮门、仪凤门、金川门、神策门、太平门、朝阳门、正(zheng)阳门最后到(dao)通济门，全(quan)长约25560米，约有450万立方米的墙体，均以城墙砖为主(zhu)砌筑而成，全(quan)程约使(shi)用城墙砖3.8亿块，这是一个天(tian)文数(shu)字，其背后动用的人力总计达到(dao)了数(shu)以百万计。

显然(ran)，明南(nan)京(jing)城墙是劳动人民的血汗(han)结(jie)晶，其一砖一石，无不凝聚(ju)了包括刘德華在内的劳动人民的心血与汗(han)水、智慧与力量。

文并供图/刘永(yong)加